20世紀中國的教育始終處于不斷地變革之中。新中國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除了幾次重大的學制調整之外,在基礎教育課程和教材領域至少進行了七次較大規模的改革。本次新一輪課程改革是指1999年正式啟動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簡稱“新課改”。2001年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召開后,教育部正式頒布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明確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目標與總體框架。本次課程改革的背景如下:
一、時代發展特征的新要求
(一)初見端倪的知識經濟
從20世紀90年代起,知識已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其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已超過其他生產要素的總和,因此,人們把21世紀稱為知識經濟時代。在知識經濟時代,勞動者的素質和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知識勞動者將取代傳統的產業工人。此外,科學技術不斷更新,“文肓”一詞將不再單純是指沒文化、沒知識的人,而是指不能繼續學習,不能更新自己知識、技能的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也把知識經濟稱為“學習經濟”。
(二)國際競爭空前激烈
“冷戰”結束后,被“冷戰”長期掩蓋的各種矛盾、沖突日益凸現,國際間的競爭空前激烈。美國等西方國家打著“人權”的幌子粗暴踐踏他國主權;信息技術發達的國家在經濟、軍事以及文化方面對其他國家的控制和滲透使得和平與發展不斷面臨新的不確定性。當前的國際競爭主要體現在綜合國力方面,而且,這種競爭越來越表現為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競爭。
(三)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面臨困境
這種困境主要是指人類目前面臨的諸如生態環境惡化、自然資源短缺、人口迅速膨脹等威脅著人類自身生存和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1980年,聯合國大會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包括我國在內的18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共同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新戰略和新觀念。
從上述對當前時代三個主要特征的闡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具有高度科學文化素養和人文素養的人才對21世紀人類發展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所謂具有高度科學文化和人文素養的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掌握基本的學習工具,即閱瀆、書寫、口頭表達、計算和問題解決;二是要具備基本的知識、技能以及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只有這樣,他才能夠生存下去,有尊嚴地生活和工作,充分發揮自身能力,積極參與社會的發展。
二、我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中國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曾做出過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然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種種錯綜復雜的原因使我國的發展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本次課程改革意義深遠。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在向我們提出嚴峻挑戰的同時,也向我們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如果我們能夠很好地抓住人類生產方式變革這一歷史性機遇,我們就可以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超越他們。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一個科技文化水平偏低的人口大國。我國能否很好地把握知識經濟時代生產方式變革這一歷史機遇,能否充分開發和利用我國的人力資源,取決于多方面的因素。而教育則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歷史經驗證明,教育在把握人類自身命運、促進社會發展方面能發揮巨大作用。知識經濟時代的科學技術已經成為第一生產力。在國與國之間綜合國力競爭的時代,由于教育在綜合國力競爭中起著奠基作用,綜合國力競爭必將聚焦到教育上來。基于對教育功能準確而深刻的認識,黨中央、國務院適時提出了“科教興國”戰略,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要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
三、我國基礎教育發展的內在需求
我國基礎教育的發展和既往的七次課程改革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承認,目前我國基礎教育的現狀同時代發展的要求和肩負的歷史重任之間還存在著巨大差距。我國基礎教育課程體系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原因在于:
第一,固有的知識本位、學科本位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轉變,所產生的危害影響至深,這與時代對人的要求形成了極大反差。傳統的知識觀認為知識不僅是絕對的,而且是客觀的。學生的任務是接受、存儲前人已經“發現”的知識。在這種知識觀的指導下,學校教育必然出現書本中心、教師中心的現象。新的知識觀認為知識學習是一種“探究活動”,而不是絕對的、不變的“結論”。換言之,無論新知識的獲得或是現有知識的掌握都離不開人的積極參與,離不開認識主體的活動。學生掌握知識的過程實質上是一種探究、選擇、創造的過程,也是學生科學精神、創新精神乃至正確世界觀逐步形成的過程。
第二,傳統的應試教育勢力強大,素質教育不能真正得到落實。我國現今基礎教育存在的問題包括:教育觀念滯后,人才培養目標同時代發展的需求不能完全適應;思想品德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不強;課程內容存在著“繁、難、偏、舊”的狀況;課程結構單一,學科體系相對封閉,難以反映現代科技、社會發展的新內容,脫離學生經驗和社會實際;學生死記硬背、題海訓練的狀況普遍存在;課程評價過于強調學業成績及甄別、選拔的功能;課程管理強調統一,致使課程難以適應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和學生多樣化發展的需要。這些問題的存在以及它們對實施素質教育的制約及產生的不良影響都足以說明推進課程改革的必要性。
四、國外課程改革的啟示
(一)政府參與并領導課程改革
由于新技術革命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變化,從20世紀80年代起,教育受到各國政府前所未有的關注:除了大量增加撥款給予教育改革以財政支持之外,由政府支持并組織有關講師、教師、教育管理工作者、家長等參與的各種研究報告、課程改革方案、教育法律、教育政策等文件紛紛出臺。1990年美國提出了《美國2000年教育戰略》;1998年日本課程審議會發表了關于改善中小學課程標準的審議報告;1996年韓國教育部在《韓國教育》白皮書中提出了韓國第六次課程改革的目標。
(二)課程改革的焦點是協調國家和學生發展需要之間的關系
20世紀教育發展的歷程表明,滿足各自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發展的需要是各國不同時期教育發展和課程改革唯一的追求目標,而學生的發展幾乎成為一種奢求。這次課程改革在強調國家發展需要的同時,注重把學生當作國家和人類社會未來的主人,因而非常注重學生的發展,因為這不僅是發展經濟和增強國家綜合實力的需要,也是人類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三)課程改革具有整體性
20世紀60年代發生在美國、前蘇聯的課程改革,歷時長久,規模浩大,然而其內涵卻是非常有限的。盡管兩國的國情以及理論基礎不同,但是它們卻表現出驚人地相似,即讓學生在更短的時間內更好地掌握較多的科學文化知識。因此,兩國都耗時費力地組織了各門學科的一流講師重新編寫教材,更新教學內容,以容納各類“”“最先進”的知識。美蘇兩國的這次課程改革除了重新厘定課程目標之外,還對基礎教育的課程結構、課程內容及其組織方法、課程實施、課程評價等涉及“課程”的幾乎所有方面加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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